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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新文科背景下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的思考

信息来源:中国出版|发布时间:2022-11-28|文:王关义 |编辑:苏晓杭 慈妍妮

摘要: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是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所需,也是广大出版工作者肩负的使命所在。当前,从新文科建设的背景来看,文科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化、中国化、国际化、特色化趋势更加明显。出版学科体系的构建,要牢固树立多元化交叉融合发展的思维,在出版史、出版思想、出版理论、出版经济、出版管理、出版技术、出版美学等方向思考出版学科建议,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学科体系。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1]关于中国特色学科建设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简单延续,不是其他国家知识体系的转换迁移,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中华传统知识体系的创新与发展。这种历史与现实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坚守与创新的统一,要在学科发展领域实现,就必须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路。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强调:“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要扎根中国大地,探索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新路”。[3]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是印刷术的发源地,建立在印刷术基础上的出版活动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巨大贡献。以人类出版活动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出版学科就是根植于中华大地带有民族烙印的特色学科。中国是出版大国,正处于建设出版强国的关键阶段,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是高等教育的时代命题,也是出版人的使命责任。从新文科建设视角出发,探讨如何扎根中国大地、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既是现实所需,也是职责所在。

一、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的时代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是新时代新文科建设的迫切需要。

(一)新文科建设的宏观思路更加清晰

2018年,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教育服务能力和贡献水平,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2019年,“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启动大会召开,启动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攻坚行动,提出新文科建设要促进文科教育的融合化、时代化、中国化和国际化,引领人文社科新发展;2020年,全国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召开,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建设作出全面部署。[4]由此,新文科建设进入全面启动的新阶段,同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时期乃至2035年教育发展作出了重大部署,提出了2035年实现建成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

(二)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需求更加迫切

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建设一流大学,关键是要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对现有学科专业体系进行调整升级。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加强新文科建设,加快培养经济社会发展中急需的紧缺人才。长期以来,我国高校中的二级学院通常是在单一学科基础上建制而成,单一学科研究主导着高校的科研活动。随着二级学院发展壮大,其内部会逐步增设诸如研究中心、研究所、实验室、研究基地等科研组织,这些内生科研组织的研究领域多专注于单一学科下的某一研究方向,导致不同学科组织(院系)之间彼此分离,学科间互动的动力不足、机制不畅,学科内部松散联结,学科成员习惯于“单打独斗”,以类似于“个体户”的形式开展科学研究,局限于各自研究领域,各自为营、分化发展,阻碍了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发展。学科的交叉融合将各个学科的知识进行优化并重新排列组合,在此基础上会催生新学科、新领域的诞生。

(三)适应业态变化的新生学科不断涌现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学科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吻合度,是衡量高校学科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以出版学科为例,当前国际出版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出版的内涵和外延都已发生重大变化,出版领域新兴业态不断涌现,出版的生产方式不再单一是传统的编、印、发,数字编辑、数字印刷和数字阅读等新的领域发展迅速;产品形式不再简单以书、报、刊作为物理载体,出现了电子书、知识服务解决方案和数字出版物等新形态;版权管理也不只涉及著作权的管理,还涵盖了数字版权、数字资产同步运营等内容;产业生态的构成不再是作者主导、编辑辅助,而是作者、编辑、读者等主体多向互动、共同发力。在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以数字出版为代表的新兴出版业态迅猛发展,规模已超越传统出版,出版学科建设和知识创新已成为时代之急需。从国家高等教育的布局来看,出版高等教育建制完备,不仅有独立的出版本科相关专业,还有出版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已经建立起一支力量较强、基础较好的出版学科师资队伍。全国开办出版本科教育的高等学校近百所,其中有15所高校的16个编辑出版、数字出版本科专业入选国家一流本科建设点,有33所高校获批出版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年招收硕士研究生规模超过1000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中,“出版”位于“05文学”门类下,“出版”增列进入新版学科专业目录,由原先的可授予出版硕士学位提升到同时可授予出版专业博士学位,出版专业人才培养层次进一步提升,这预示着参与出版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高校自然也会增加,学位点的数量会相应地增加,带来的教育资源将会更加丰富,从而提升出版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

二、新时期学科建设的发展趋势

近十多年来,科技领域突飞猛进,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技术变革,掀起了全球范围的数字化浪潮,新的科技革命与新文科的融合化发展趋势日趋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交叉融合趋势

学科是知识体系的分类,是科学的细化,它包含知识体系、学术制度等众多方面,学科交叉融合意味着学科的分化与综合,这样既可提高现有学科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也可衍生出更多的、新的学科生长点。推动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要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扬长避短,形成学科集聚的强大合力,进而提高学科的核心竞争力。新科技催生了以跨界融合为特征的新产业新业态,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新的产业业态对人才的新需求催生交叉新学科、新专业的涌现。因此,“新文科”之新首先在于新科技发展与文科融合引致的文科新增长点。[5]

学科交叉融合是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重要途径,人类的出版活动,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生态等众多领域,是一项系统性的活动(见图1),出版学科建设必须多方位、多角度思考,要主动契合国家战略、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出版行业和出版企业发展的需求,广泛吸纳政府相关部门人员、行业协会代表、企业家、高校专家等多元主体参与出版学科建设。近年来,国家政策层面对高校开展交叉学科研究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 《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明确提出,高校要优化学科布局,打破传统学科专业之间的壁垒,突出学科交叉融合和协同创新。要以体系构建为主线,将党的创新理论引领贯穿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建设的知识体系中,推进出版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和协同创新,形成跨学科、跨界交融的出版学科发展的良好氛围。

图1 出版活动涉及的相关领域

(二)中国化趋势

哲学社会科学本身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与政府的意志密切关联。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尚面临一些挑战。基于中华文化根基的、立足于中国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需要去研究、去探索、去构建,任重而道远。从五四运动到现在的100多年间,中国革命取得巨大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不断发展,已经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征程。然而,我国社会科学理论落后于实践发展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尚在不断建设和丰富发展之中,这也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

(三)国际化趋势

从国际来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关系、国际秩序、地区安全、社会思潮、全球治理都在重构。在这样一个大变革时代,学科建设应以双向全球思维来进行思考。目前,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地位逐步提高的进程中,学科建设也应该从全人类文化遗产中吸纳不同民族的智慧。由于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出版教育起步较早,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探索出不少好的做法,得益于出版专业人才供给、科学研究等方面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培生集团、汤森路透等国际出版巨头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不断引领出版业转型升级。基于此,出版学科建设只有在更广阔、更开放的平台上进行交流、交融和交锋,才能实现经济互通,文明互鉴。

(四)特色化趋势

行业特色铸就学科特色,聚焦特色必须深化校企合作。要在共赢互利的基础上,动态调整高校与行业、高校与企业合作契合点,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向纵深发展,不断提升合作层次,拓展学科建设的外延,强化学科特色内涵。高水平行业特色型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数据显示,在13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行业特色大学约占六成,其中95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中,行业特色大学约占四分之三。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也显示,拥有A+学科的81所大学中约半数为行业特色大学。[6]因此,学科建设要突出特色,走差异化发展的道路。

三、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构建:立足“多维坐标”

出版活动由来已久,出版业的巨大发展,得益于印刷技术和造纸技术的发展,也得益于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其他知识和学科,建立在出版实践活动基础上的学术研究和学科体系构建也应当从多元坐标维度考虑。

中国特色出版学科构建应坚持以下几个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指导;坚持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坚持走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路径;坚持立足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坚持立足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史实;坚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现代化国家建设开启新征程的历史方位和宏伟蓝图。

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构建,必须遵从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思维,拓展并逐步完善出版交叉学科体系,如:出版+技术,出版+经济,出版+管理,出版+艺术等(见图2)。

图2 出版学科涉及的相关领域

(一)出版史研究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出版活动源远流长,出版学科的“基因”来自于丰富的出版实践活动。回顾党的百年历史,不难发现,出版活动一直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和壮大相伴相随,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系列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理论巨著的出版传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历程。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编译出版,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就不可能产生中国共产党。1848年,《共产党宣言》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1920年夏天,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各地诞生了一批“共产主义小组”,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出版工作始终站在时代最前沿,发挥了传播思想、启悟大众的作用,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也必将指引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面对新时代传承中华文明的重大使命,出版学科建设应该高度重视出版史研究,在学科建设中着力培养出版史人才,要借助数字人文、数据工具实现出版史价值的再挖掘。

(二)出版思想研究

基于对出版活动的思考和认识,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不同身份形成了对出版不同的看法和思想。出版学科建设应该高度重视出版思想研究,培养有思想的出版人才。出版业生存与发展的力量源自知识,更来自思想,不管技术如何变革,出版作为内容产业的本质属性不会发生改变,出版从业者通过编辑出版的书籍对大众进行知识传播和文化启蒙,出版家的宏阔视野与思想品格能够提升出版物的价值与意义,因此,出版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格外重要的,是要培养有思想的专业出版人才。

(三)出版理论研究

出版是人类社会各种知识的表达和传承,在出版活动基础上总结、归纳、提炼形成的出版理论,对出版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出版学科建设应该高度重视出版理论研究,培养市场调研策划、编辑校对、出版物营销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研究出版理论不仅是为总结新观察、新发现和新思考,更是为新的研究与实践提供有价值、有实操意义的指导与帮助。问题意识是出版研究的逻辑起点,因此出版理论研究必须强化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开展探索理论创新,同时要推动学科范式的建立,加强原创性出版理论研究,提高创新理论研究效率。

(四)出版经济研究

从本质上看,出版是传承文化、传播知识、启悟民众的社会活动,但另一方面,出版也是一项经济活动,因此,出版活动必须考虑成本支出和收益,出版学科建设应高度重视出版经济研究,培养出版经济专业人才。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作为应用经济学的出版经济研究应聚焦于社会出版活动中资源如何优化配置,如何才能有效降低出版各环节的成本等问题。出版企业的生命在于市场,出版产业的发展客观上要求一大批出版单位通过改革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国家也对此提出了明确的要求。2009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推动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转制,重塑市场主体。2011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了国有文化单位的深化改革目标: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加快推进经营性文化单位改革,培育合格市场主体。离开了市场,离开了作者,出版企业就失去了内容来源,离开了读者,出版物的教育和传播功能就失去了对象,出版企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出版学科建设应当设置出版经济研究方向,培养出版物成本核查、出版单位投入产出效益等出版经济方面的专业人才。

(五)出版管理研究

从出版企业或出版单位角度看,出版与管理要素的有机融合决定着出版单位的效益。人、财、物、信息、时间等要素资源的占用及其科学配置,又涉及到资源管理问题,因此,出版学科建设应该高度重视出版管理研究,培养出版管理人才。出版业是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化事业,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并加强出版物质量管理,高质量的出版管理人才更擅于在资源管控、配置合理的情况下,对出版物实行全流程管理与全面质量管理。

出版管理涉及的管理门类丰富,包括图书、报纸、期刊、音像、电子、网络等媒体形式。它所覆盖的管理环节众多,有编辑、复制、发行、审读、版权交易等复杂环节,它所承担的管理任务十分繁琐。出版行政管理既有行业管理也有社会管理,同时它还涉及管理层级和制度建设等。根据出版管理所涉及的层次,出版管理也应有宏观、中观与微观之分[7]:出版宏观管理是出版管理部门根据党和国家出版方针与政策对出版事业的总体运行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它是立足于国家层面对出版活动进行全局性和综合性的管理。出版管理包括的内容除涉及版权管理、出版集团管理、国际出版管理、现代出版企业制度等宏观管理外,还包括出版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包括出版企业战略管理、出版企业营销管理、出版企业品牌管理、出版企业质量管理、出版企业成本管理、出版企业财务管理、出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等众多方面。

(六)出版技术研究

从技术支撑的角度看,出版业的升级与进步,都与技术的推动有直接联系。与传统出版密切相关的印刷纸张、油墨、机械、工艺等都是出版技术的重要方面,新兴的数字出版业态涉及的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技术也需要深入研究。技术进步对出版活动的规模和效率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出版学科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出版技术研究,培养出版技术人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技术是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新技术的引入能够影响出版业内部管理。出版企业在编辑加工中精心打磨,在印制生产环节精心把控,把质量要求贯穿于出版生产传播的全过程,切实提高出版物的内容质量、编校质量、印装质量,要坚持严格环保、绿色发展标准,把读者健康放在优先地位,让读者放心使用、用心收藏。要组织精干编辑设计力量,以工匠精神反复打磨精品,从技术角度确保出版物的质量。

(七)出版美学研究

出版学科建设要关注出版物的美学功能,重视出版物的装帧和设计。诚然,出版物的核心是内容,但内容与形式、内在质量与外在呈现向来都是辩证统一的。出版企业要按照“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标准,强化精品意识、弘扬工匠精神,精编、细校、打磨内容,减少差错;采用先进工艺制作每个产品,件件都是合格品;在选题策划上精心论证,物色和选择权威作者,深入挖掘内容资源,体现作品的原创性、权威性,切忌主题宏大内容空洞,要突出价值导向,严格做好出版物内容审读把关。出版物的设计要贯彻精品意识,精心打造广受欢迎的出版精品。出版企业在做好内容选题的同时,要确保出版物素材的真实可靠、逻辑的准确严密、文字的优美流畅、编校的正确规范,确保每本出版物的严肃性不被疏忽的内容质量所拖累。要抓好印装质量,在出版物生产的最后确保印装设计和印刷装订的高标准,让每本出版物“内外兼修”——内容丰富、外表精美。

当前,出版已经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文科建设的大背景下,新时代出版学科体系正呼之欲出,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势在必行。我们要牢牢践行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推陈出新、创新发展。也只有如此,才能逐步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

(作者:王关义,bob apple副院长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DGA0pYeb-rRsn_xq7OXW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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