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建成出版强国的背景下，面向高等教育发展新趋势，高校不仅要心系“国之大者”闯新路，更要心系“国之大者”育新人。统筹“两个大局”，培养新时代出版人才，一是服务强国战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出版人。二是服务行业转型，探索具有数字技术的新模式。三是服务人才培养，构建具有民族气派的新学科。以此，为出版强国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展望2035年，我国将建成出版强国。出版创新创造活力充分激发，优质内容供给能力显著增强，出版服务大局、服务人民能力凸显，出版业实力、影响力、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出版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出版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的作用更加彰显。[1]

文化繁荣离不开出版，出版强国少不得人才。在中宣部牵头指导，在教育部支持下，在北京市直接领导和关怀下，bob apple与中国出版协会共建出版学院，学院将持续发挥深耕出版全产业链办学的优势，做特、做优、做强出版学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具有民族气派、国际视野和新时代特征的中国出版人才培养体系，创造老牌出版院校学科专业发展的新格局，为出版强国建设贡献智慧与力量。

促进文化繁荣 出版从未缺席

从历史发展看，我国的出版活动一直是文化繁荣的重要支撑，杰出的出版人一直是引领文化思潮的重要力量，坚实的出版教育一直是出版强国的重要保障。

出版活动是文化繁荣的重要支撑。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出版约有三千年历史，每个出版活动的高度活跃期，都是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期。战国诸子著书立说产生了百家争鸣、西汉的编校群书梳理了古籍经典、唐代的典籍传抄迎来了盛唐气象。诸多出版活动产生了大量的传世经典，如春秋时代《诗经》、汉代《史记》、唐代《贞观政要》、宋代《太平广记》、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等等，奠定了文化繁荣的坚实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党中央高度重视出版对于新中国建设的基础性作用，毛泽东同志作出了“认真作好出版工作”的重要指示，推动了“双百”方针的提出和文化事业的初步繁荣。改革开放后，出版机构由事业到企业加速转变，出版队伍生产力得到空前释放，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已经逐渐成为人才、内容、技术等出版要素高度活跃的出版大国。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版活动围绕党和国家战略布局，通过主题出版、融合出版、建设国家版本馆等重点工作和工程，主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准确反映了大国担当和大国智慧，加快了建成出版强国的步伐。

英国出版史专家罗伯特·卡特认为：“我们的文明是‘书籍文化’的产物。”[2]出版史就是一部促进人类社会文化传播和繁荣发展的文明史。正是历史上有了丰富多彩的出版活动，人类文化才得以不断演进，也正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出版活动的传承与创新，使中华文化始终未曾断流，并不断走向繁荣兴盛。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华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已经渗透到骨髓里，这就是文化DNA。”如果站在文化传承的视角来看出版，我们正是通过出版活动，才不断打造出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库”。

出版人是引领文化思潮的重要力量。自古以来，在文化繁荣兴盛的进程中，出版人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我国历史上的鸿儒硕学常常借助出版的力量塑造学术风尚、改良社会风气、引领文化思潮，学者和出版人的身份在著书、编书、讲书、藏书的过程中得以统一。孔子通过收集整理鲁、周、宋等国文献，编写教本，广泛讲学，删定《六经》，成为了儒家学派的开创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参与的编著活动，影响了时代学风形成、引导了学术方向。[3]百年来，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鲁迅、矛盾、巴金、老舍、张元济、邹韬奋都曾有出版工作经历，他们兴办报刊、撰写文章，运用出版手段宣传真理、开启民智、动员革命，掀起了思想解放和新文化运动的高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以贺信、回信、批示、寄语、考察等方式，对《大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史哲》和读者出版集团等出版队伍加以勉励，提出殷切期望、给予明确指导，引领出版人争做出版科学理论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推动者、文明风尚的引领者。出版人坚持发扬韬奋精神，立时代潮头、通古今变化、发思想先声，源源不断地推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精品力作；出版人坚持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塑造中国形象、弘扬中国精神，以高水平出版工作服务人民、感染人民、引导人民；出版人坚持“四个自信”，将文化思潮的“风向标”和“瞭望塔”作为责任和使命，引领、推动中国出版事业蓬勃向上，繁荣发展。

出版教育是建成出版强国的重要保障。在文化繁荣进程中，出版教育在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服务社会、文化传承、国际交流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新时代出版强国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从世界范围看，西方国家的出版教育开始于20世纪中叶，英美等国家率先开设了出版相关的硕士研究生专业和课程。20世纪末，出版专业博士教育在西方国家得到蓬勃发展，由于英、美等国的出版教育起步较早、办学相对成熟，在人才供给、科研助力和国际交往等方面为行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使得培生等国际出版巨头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不断引领出版业转型升级，对世界出版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国际出版业发展来看，没有坚实的出版教育基础，就难以培养行业所需的出版人才，更难以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出版强国。

我国出版教育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中叶，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保持快速发展态势，取得了丰硕成果。面对我国2035年建成出版强国的远景目标，全面完善出版教育体系，融通“政产学研用”各方资源，培养国家急需的专业出版人才，已经成为新时代出版教育的首要任务。出版教育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强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应用，驱动技术优势转化为融合发展优势。同时，还要适应国际舆论生态、文化业态、传播形态的深刻变化，致力于加快出版走出去步伐，提高优质出版内容的海外到达率、阅读率和影响力，形成中国出版的国际竞争优势。出版教育要培养思想政治素质过硬、创新创造能力突出、引领发展的出版融合发展人才，并聚焦出版发展重大问题研究、重大技术攻关、重大工程建设，在重大任务中打造高端人才和领跑团队。[4]

推动行业发展 高校角色不可替代

从出版行业发展看，出版教育的功能和角色不可替代，在育人模式和科研方向上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在平衡“双效益”、实现“双丰收”上提供了智力支持，在判断行业趋势上探索了前沿动态。

技术驱动必不可少，精神引领更加重要，高校为行业提供“前哨站”。人类文明的进步，总是表现为技术驱动，出版业亦如此。比如：我国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和德国古登堡金属活字印刷术等的出现，促进了历史出版业的发展。今天，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AR/VR、5G等技术逐渐应用于出版，出现了有声书、在线教育、网络文学等新的出版产品或服务，极大地推动了出版业的不断创新，出版业态已经从传统出版走向数字出版，促进了出版机构从内容提供者转型为知识服务者，加速了出版行业从存量改革转向融合发展。

出版业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数字信息化技术革命的驱动只是其表现和特征，精神和内容的自驱才是其本质属性。主题出版凭借其鲜明的出版方向、优质的出版内容和宏大的叙事主题，引领了出版物创作的方向、改变了读者的阅读偏好，成为出版业融入国家发展、融入公众文化生活、融入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建设不可或缺的出版活动，是新时代出版领域的核心工程和出版主流。[5]究其原因，相对于技术呈现方式的吸引力，优质内容产生的精神引领更加持久、更加深邃。

这对高校人才培养目标提出了新要求：培养既熟悉先进技术的内容传播者，又饱含精神底色的文化引领者。对高校立德树人角色也提出了新期待：一是要做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大先生”，在育人方向上形成引领；二是要做探索中国特色出版教育的“领路人”，在培养模式上形成引领；三是打造具有标志性出版成果的“破冰者”，在科研创新上形成引领。

经济效益必不可少，社会效益更加重要，高校为行业打造“平衡木”。转企改制后的出版单位面临转型升级压力，薪资管理、队伍建设、数字转型都需要经济效益做发展保障。经过艰辛地改革和探索，我国出版单位已经熟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建立了现代出版单位管理制度，生产了一大批畅销书和长销书，在满足读者精神需求的同时，收获丰厚经济效益。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出版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美好需求与出版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版单位要更加关注社会效益，不仅要满足读者一般阅读需求，还要引领读者阅读偏好，提供更加深邃厚重的精神动力。

从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遴选、中国出版协会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中国好书”、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的评选标准看，导向正确、内容优质、创新突出、双效俱佳是新时代出版精品的生产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大批优质出版物的市场表现和社会评价，充分证明双效丰收是能同步实现的。

助力行业机构实现双效收益、平衡发展，高校至少要扮演好三个角色：一是要形成出版行业的“智囊团”，建立聚焦行业双效发展问题的新型智库，实现机构内外的“资源平衡”；二是要设计汇集高质量信息的“多宝盒”，打造能聚合双效发展亟需数据、案例和政策信息的数据库，实现机构内外的“信息平衡”；三是要开辟实现双效同步的“实验田”，与出版单位联合开展选题、项目创新实验，实现出版机构双效俱佳的“节奏平衡”。

立足眼前必不可少，面向未来更加重要，高校为行业架设“望远镜”。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出版业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化。当今中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高等教育应成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快变量”，同时也应为出版行业发展提供未来视角。不仅要关注图书价格规范、数字出版物版权保护、图书线上打折倾销现象、青年编辑成长诉求、等行业热点问题，还应着眼长远、紧密围绕出版行业发展规划，紧扣出版强国的指标要求，清晰呈现行业未来发展图景。

根据出版业“十四五”规划，到“十四五”时期末， 出版业服务大局的能力水平达到新高度，满足人民学习阅读需求实现新提升，行业繁荣发展取得新突破，产业数字化水平迈上新台阶，出版走出去取得新成效，行业治理效能得到新提高。基于此目标，出版行业高校应聚焦于：建立高质量出版行业智库，发布行业发展趋势报告；培养适应行业未来发展的出版管理人才；设置与出版相关的交叉学科下的新兴专业；研发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数字出版新技术；探索国际出版新型教育模式，把“行业将来时”落实为“高校进行时”。

统筹“两个大局” 培养新时代出版人才

一是服务强国战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出版人。高等院校面临建成出版强国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不仅要心系“国之大者”闯新路，更要心系“国之大者”育新人。具有国际视野的出版人，就是要胸怀世界出版格局、通晓国际出版规则、能够主动参与国际出版事务、赢得出版竞争话语权的优秀人才。

在统筹“两个大局”的背景下，高校培养新时代出版人要将世界出版史中有益经验与中国出版业发展实际相结合，能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世界出版领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培养的出版人要具有深厚的出版文化底蕴和敏锐的出版行业判断，既有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出版业发展趋势的能力，又有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功底；要具备国际视野和历史站位，横向能驾驭“出版走出去”“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步骤，实现出版业的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纵向能梳理分析出版业的历史脉络、发展周期、演进趋势，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出版强国。

bob apple对标《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以下简称出版业“十四五”规划）要求，在国际合作、国际交往、国际平台的“实战”和“实训”活动中培养人才，着力在“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具备国际视野、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见真章。不仅做好出版国际化传播内容，还将组织开展出版“走出去”研究，讲好“中国故事”，组织翻译出版《世界出版经典译丛》，促进国际出版研究交流与发展，在具体活动中实现人才的能力增长；搭好出版国际化传播平台，全力办好国际出版教育论坛等重要学术交流平台，提升学校在国际出版领域的学术影响力；创新出版国际化联合培养模式，开展与国外大学研究生联合培养和国际课程体系建设，探索建设国际数字出版教育联盟，拓展海外教育基地，推进出版人才培养国际化。同时，引导师生正确认识世界大势、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推动人才培养总体质量持续提升，为我国出版强国建设培养出更多活跃在世界舞台中央的出版领军人才。

二是服务行业转型，探索具有数字技术的新模式。“十四五”时期，产业转型是出版业基础性、战略性和关键性问题，运用数字技术解决出版领域“卡脖子”问题是破解产业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高校是先进技术的研发阵地，面对产业转型升级新问题、新特征和新态势，要胸怀“国之大事”探索先进数字技术在出版领域的应用模式、融合模式和创新模式。高校要精准聚焦出版行业的迫切需求，主动组织开展前瞻性、创新性研究，为出版业发展提供最新数字技术支持。首先，面对行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的现实技术问题，要关注5G、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技术在出版领域的应用，提供切实可行的“技术与内容融合的典型模式”。其次，面对数字传播背景下，出版“走出去”战略内涵发生的时代变化，要研究“出版物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效果转变”。从物理形态的图书出版到数字内容的线上传播，高校要探索行之有效的“走出去的模式、走进去的路径、走得远的方略”。最后，要关注重大出版工程和出版项目的进展动态，并予以全面的、系统的、坚实的科技支撑，建设一批高水平技术研发团队，打造一批级别高、创新强、内涵厚、效果好的技术创新平台，形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和产业拉动作用的技术应用和成果转化的新模式。

bob apple将以出版业转型升级重大需求为指引，聚焦服务保障“主题出版、精品出版、融合出版”新时代出版三大主题，围绕数字技术应用新模式，以承担国家出版战略重大项目为使命，以建好国家出版高端智库为抓手，高标准建设新闻出版科技与标准实验室、跨媒体出版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中国编辑学研究中心、中国版权研究中心等，成为出版领域数字技术应用的重要科研平台；以“出版融合发展工程”等重大项目为引领，聚焦现代出版传媒行业跨界融合发展要求，加强学科交叉，完善与政府、企业及行业协会联合建立研究所、协同研究中心等多元化多主体校企合作模式，把握出版传媒行业产业链条长、关联度大的特点，敞开大门搞科研，鼓励跨学科、跨院系、产学研、国内外组建团队和联合攻关。加强对外开展科研合作、成果转化、技术推广、决策咨询、管理服务等工作，力争 “十四五”期间，在服务出版强国建设和出版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形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和标志性的高水平成果。

三是服务人才培养，构建具有民族气派的新学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出版学科的发展正在印证这一论断，今年7月，由中宣部牵头、在教育部支持下，组织召开首届全国出版学科共建工作会，多家单位签约共建工作，我国出版学科建设迎来重大利好；今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目录代码为0553的“出版”位列其中，可授予出版博士专业学位。这也说明，出版学科建设将驶入发展的快车道。我们深刻认识到：出版学科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属性，这种学科属性决定了出版学科的建设方向，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结合中国新时代发展特征，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bob apple将聚焦出版强国建设要求和出版高质量发展需求，在出版学科建设上不仅体现继承性，更注重弘扬民族性。学校围绕出版业“十四五”规划“推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作品出版传播”，确立了“坚持高精尖、避免大而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学科定位。首先，在学科师资队伍上，聘请一批具有中华民族出版情怀的出版家担任行业导师，以丰富而厚重的民族出版案例开展思政教育、特色科研和岗位实训。其次，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作为出版学科的重要内容，将其作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发展的最大增量，充分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出版成果及其出版物形态，清晰梳理出版领域中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出版实践的逻辑脉络，推出系列教材和研究著作。再次，融通中华民族出版资源，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印刷博物馆、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等机构的合作空间，使学科建设既有行业数据、实训案例等“软件资源”，又有行业机构和专业场馆等“硬件资源”。最后，充分发挥出版学科民族性的引领作用，在“出版+管理”“出版+艺术”等学科融合过程中，凸显国家和民族站位，从交叉学科的新视角，展示丰富的中华出版成果，传承厚重的中华出版文化，在学科成果上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产生一批具有民族性、战略性、引领性的标志性科研成果。

新时代出版高等教育，要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提高出版人才培养质量为根本，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学学科体系，承担起为党和国家培育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出版人才的使命和任务，以优异成绩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格局、新气象和新气派，体现新作为和新担当，为党的出版事业共创新的辉煌。

（作者：田忠利，bob apple院长）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NId31SXJMljR5FgiVMXjV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