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出版学属于哲学社会科学范畴，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中国特色出版学固本培元的基础理论研究方向，为其他研究方向和应用对策研究提供理论支持，是思想和价值层面的源头活水。建强中国特色出版学的关键是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为学科夯实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研究方向的凝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重要论述作为理论遵循，要明晰理论体系的建设内容，要在内容建设的基础上，将理论运用于出版实践，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三个逻辑相统一”的思维方式，提升编辑队伍的理论素养。

关键词：出版学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  中国特色  理论素养

学科建设在人才培养体系中处于龙头地位，是兼具引领性和基础性的系统工程。高校的内涵、特色、差异化发展“要把学科建设作为发展根基”。出版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知识密集型、智力创造型社会实践活动，其功能和作用的发挥是在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中发挥的，是在思想的传播和精神的弘扬中升华的，是在灵魂的塑造和生命的启迪中共鸣的。以知识本体论来看，出版见证、参与、创新了所有学科门类知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在此过程中，出版人特别是不仅扮演了思想的播种机和知识的搬运工，而且洞悉出版的本质和规律，通过内容把关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使知识升华为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力量。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表明，一个成熟的行业背后必然有完整的学科体系做支撑。出版行业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既守正又创新的行业，其发展史也是一部人类文明史。出版在知识的再加工、再创造过程中积淀的科学范畴，需要我们站在出版学的制高点进行学理化阐释和学术化表达。去年召开的首届全国出版学科共建工作会，是国家主导的、有组织的学术共同体行动，实现了出版学学科建设从学校行为向国家任务的重大转变，吹响了新时代建强中国特色出版学的冲锋号。会议强调：（1）建强中国特色出版学是新时代出版工作的组成部分，需要战略性谋划、全局性布局、有组织推进。（2）建强中国特色出版学意义重大，是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迫切需要，是建设文化强国的迫切需要，是培养高层次出版人才的迫切需要。（3）建强中国特色出版学要坚持问题导向，把学科建设重点放在夯实理论基础、把好建设方向上。要做到“两个贯穿”：一是高举思想旗帜，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到学科建设的全过程；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把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贯穿到出版理论构建、学术研究、课堂教学全过程，夯实出版人才培养的思想理论基础。会议同时认为，出版业基础理论研究、学术体系构建还很薄弱，出版理论滞后于出版实践的问题比较突出。[①]这一判断反映了当前出版学学科建设的基本现状，为解决出版学学科建设上的结构性问题指明了方向，也为本文的学术分析提供了依据。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中国特色出版学固本培元的基础理论研究方向，为其他研究方向和应用对策研究提供理论支撑，是思想和价值层面的源头活水。那么，什么是建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研究方向的理论遵循？知识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内容构成是什么？实践中如何锤炼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理论素养？

一、建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研究方向的理论遵循

事物的发展离不开适合其生长的环境和土壤，出版学也是一样，也是生长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之上的。由于指导思想、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和具体国情不同，各国出版学都有各自独特的内在逻辑和生成规律。建强中国特色出版学必须牢牢扎根于中国大地，要始终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和中国国情出发，继承而不守旧，借鉴而不照搬，追赶而不追随。可见，如何理解“中国特色”是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这一基础理论研究方向的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哲学社会科学和出版工作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在出版学中为什么要开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研究、如何开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研究这一重大问题，为夯实出版学理论基础提供了根本遵循。（1）关于定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②] 出版学属于哲学社会科学范畴，基础理论研究是出版学的根基。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为指导，就是“两个”巩固根本任务、党管出版根本原则、以人民为中心工作导向、“双效”统一基本原则在出版学科建设中的具体体现。（2）关于研究重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③]一是构建成体系的理论，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尤其是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二是深化党的出版理论创新成果的学理化阐释，将党的出版理论创新成果的核心思想、关键话语体现到出版学科的各个研究方向，拓展到出版实践的各个领域。坚持用中国出版理论阐释中国出版实践，用中国出版实践升华中国出版理论；三是深化研究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做好历史典籍版本的研究和挖掘，在坚持“两个结合”中深入挖掘典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民族复兴立根铸魂。四是深化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教学转化，“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基础理论教材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问题，核心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3）关于思路与举措。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构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理论体系。理论研究要做到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④]

二、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研究方向的性质和内容构成

作为出版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不是一般的专业知识，而是带有鲜明思想性、政治性和实践性的完整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出版事业中的客观反映和体现，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观察世界、处理出版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主义对出版现象和出版活动的总的看法及规律性的认识。[⑤]从概念可以看出，学科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研究无产阶级出版实践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形态发展规律，论述出版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出版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探索马克思主义出版理论发展的历史及其相应的出版思想的发展历史，通过对出版实践活动的抽象分析和整体综合，揭示出版的基本性质。由此，对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理论特质可以概括为：第一，对出版学的合法性根据及其理论基石自觉进行哲学追问、澄清和反思；第二，致力于出版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前提性批判反思与深度探索，为出版学的应用和对策性研究提供“枝繁叶茂”的理论支撑；第三，吸收、总结和升华学术发展史上的重大思想成果，积淀深厚的学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生成和转换学科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⑥]

基于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方向自身的理论特质来看，学习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应掌握的基本知识包括：了解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产生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价值目标和基本特征；了解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发展的历史进程、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了解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基本规律及其所形成的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了解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理论前言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问题；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出版理论发展和指导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并研究和分析出版现实问题。与这些基本知识点相适应，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基本内容构成概括为“一体两翼”。“一体”是指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理论体系，包括：（1）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创立、继承和发展的时代条件和历史脉络；（2）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科学内涵、基本原理、主要观点和方法论；（3）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理论特质、历史进程，以及主要领导人的理论贡献；（4）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出版工作的重要论述，基本观点和科学体系，世界观和方法论；（5）出版工作的性质地位、基本要求、客观规律、基本方针和重要原则。在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和蕴含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需要深入学习、科学把握。“两翼”是理论体系的深化和拓展，深化是理论的延伸学习和研究，侧重的是对理论体系的基础性支撑。而拓展强调的是理论的应用，侧重的是基础理论对出版实践的指导。包括：（1）马克思主义出版理论经典原著的学习，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原著的导读。经典作家的出版思想是理论体系的根基和灵魂，起着整体奠基和总体统领的作用。经典原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经典原著是马克思主义出版理论的宝藏与根据，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精读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只读第二手资料，如同在小溪中舀水而从未见过海洋一样。经典的最大好处是常读常新。”[⑦]通过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理论的整体性把握和重点领悟相结合，不断增进对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2）出版理论专题，涉及出版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如出版的意识形态属性、党性与人民性、主题出版、出版融合、国际出版、全民阅读与书香社会，等等。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信仰的前提和支撑。理论要能说明中国出版的现实问题，就必须坚持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这说明，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和中国出版现实之间并不是直线关系，而要经过一个重要的关联环节，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出版实践，是依据时代之需和国情、世情的变化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可见，出版理论专题研究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性，理论的重点是在践行“两个结合”的过程中，如何在理论上阐释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出版面对的时代性话题，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出版话语体系。例如，主题出版是民族形式构建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的理论创造，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系统地运用于党的全部出版活动得出的智慧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人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做出的卓越建树。主题出版发展形成的重大历史节点和实践创新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转换，都源于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理论上的创新和推动。[⑧]

三、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提升出版队伍理论素养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在新时代出版人才培养和理论素养培育中发挥着基础性和引领性的重要作用。在出版队伍的创新性实践中，除了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外，更重要的是要把对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价值追求化为提升自身思想境界，以及投身出版理论研究、实践活动的精神动力和行为准则，学会用追求真理的态度、缜密的思维和严谨的学术探讨出版问题，并在与作者、读者的相互学习和合作中推动出版理论与实践结合。因为出版活动在传播思想、推动全社会形成思想共识方面的重要作用，是其他人类活动无法代替的。一个志存高远、有理想、讲政治、有情怀、充满自信的出版人，一定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善于从哲学层面思考出版活动的人；一定是树立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善于从思想、精神和价值层面审视出版实践的人；一定是肩负文化强国使命、善于从知识和内容中提炼出智慧和灵魂、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精神家园的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与中国出版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是深入出版活动和出版现象内部，不断认识、发现出版规律并形成出版规律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百年出版理论与实践，不仅揭示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而且对其不断创新和升华，以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丰富其核心要义。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深入学习和深刻把握，在全社会形成了对于出版活动的基本共识，即：出版是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出版是文化传播的桥梁、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在记录历史、传承文明、传播真理、咨政育人中发挥重要作用。全社会对于出版基本共识的背后，反映着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及其中国化时代化创新成果对出版人的理论滋养。正是由于具备深厚理论素养的出版队伍的坚守和耕耘，一种致力于人头脑中思想建设的出版活动实现了物质和精神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内容和载体的融通、作者与读者的对话。他们是“让马克思讲中国话、让大专家说家常话”的主要力量，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占领课堂教学主阵地的生力军。有学者认为，“编辑是出版单位的核心生产力，编辑队伍是出版单位或者出版产业的最宝贵财产、最重要支撑。正是编辑，在横向上，将一个人的思想及技术变成了若干个人的思想及技术，或者将一个人的思想及技术变成了若干个人进行思想创新和技术发明的重要基础与前提；在纵向上，把往昔历史的思想及技术变成了今天社会的思想和技术，或者变成了今天社会进行思想创新和技术发明的重要基础和前提。”[⑨] 这一观点正是基于哲学层面对于出版活动、特别是出版理论素养的思辨性概括，凸显了出版实践中思想的伟力、基础理论的重要性。因为出版人的政治素质和理论素养决定着是否具有大局意识，能否做到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决定着遵循什么样的政治方向、出版导向和价值取向，能否真正落实“为谁出版、出版什么、怎样出版”的哲学命题；决定着能否关注人类共同关心的大问题，在选题策划、内容把关和技术应用中找到坐标、找准定位。

对于出版队伍而言，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在理论学习中并不是机械地从理论体系中找寻一一对应现实问题的具体内容，而是从理论中体悟指导出版实践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把着力点放在对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把握上。学会从思想中体悟出版原理，并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带入经典的阅读中，与思想家对话，进而结合出版实践从中发现原理和真理的光芒，锤炼自身的理论品格，提升理论修养。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当代价值，从根本上说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科学认识出版现象、按照规律从事出版活动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

（一）重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解和把握

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本质和功能的根本问题，涉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出版观。马克思主义的出版原理、基本观点属于“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精髓和活的灵魂，而从如何认识出版现象和怎么开展出版活动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出版原理、基本观点又体现和转化为方法，属于“方法论”。对于编辑队伍来说，世界观主要解决的是“出版是什么”“为什么出版”的问题，而方法论主要解决的是“如何出版”“怎么出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作为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后继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其内容不仅准确揭示了出版现象和出版活动的一般规律，还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立场科学论证了“为谁出版、为谁立言”的哲学命题，其在为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指明发展方向的同时，还为出版队伍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和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贡献了动力和工具。出版队伍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出版现象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要准确把握认识和创新出版活动所遵循的根本方法和实现路径，首先必须在学理上把科学性作为关键词和基本前提。因为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理论向导力、思想感召力、价值引领力和实践改造力的力量之源，也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依据。只有把握了科学性，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理论的基本观点，才可能树立坚定的政治观点和理想信仰；只有把握了科学性，才可能树立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有把握了科学性，专业知识才能转化为精神力量，编辑力才能转化为思想引领力和价值感召力。出版无国界，出版家有祖国。一个出版人成为有情怀的出版家，不可能单纯依靠热情和一时的冲动建立理想和信仰，而必须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支撑。其次，必须从时代需要和对人类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上去认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在基于经济条件分析经典作家拿起出版武器服务于工人阶级的历史背景之外，还要充分认识到思想文化的作用。这样，就能在实践中很好地领会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根本特征，做到科学性和革命性、完整性与开放性、继承性和创造性相统一。第三，必须从党管出版的根本原则出发去把握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一元化指导和出版多样性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理论的守正与创新，无不表明这一制度的合理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具有如此巨大推动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理所当然应当处于指导地位。我们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并不排斥出版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但内容和形式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能满足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马克思主义出版观认为，出版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把意识形态提升到“极端重要”的理论高度，强调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意识形态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通过思想理论方式实现的。党的出版工作处在意识形态阵地的最前沿，出版队伍是前沿阵地的“观察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指导作用并不只限于出版领域，也延伸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只有坚持党管出版原则不动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导向不动摇，出版领域的意识形态效果才能辐射到其他领域。编辑人员作为出版队伍的核心群体，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坚守了这一观点，意味着充分认识到了出版品的价值内容，也就起到了把关人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系统掌握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科学体系，把握好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新时代新征程，要善于将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作为思想方法的根本遵循，紧密结合到出版实践中，以最大的理论自信创新工作方法。

（二）养成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相统一的思维方式

科学的思维方式是认识、分析、解决出版问题的有效途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重视思考、分析和研究问题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提供的思维方式是科学的，因为它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做支撑，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出版队伍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锤炼理论品格，处理掌握世界观和方法论之外，还要在思维方式上下功夫，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相统一中去观察、研究出版现象所遵循的基本规则。

1.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历史的和人民的理论。历史逻辑检验着理论逻辑的科学性、合理性，推动着理论逻辑的发展。解决好历史观问题，是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出版理论的关键。要在贯通历史与现实、区分主体与客体、联系国际与国内、结合理论与实践中，把握重大出版理论和现实问题，在重大选题、重大项目、重点工作保持理论自信和政治自觉，就需要坚持大历史观、唯物史观、正确党史观等思维方式。树立大历史观，其目的是为了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贯通中，把握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在理论演进中的共性特征和中国化时代化的个性特点，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与中国化的互动关系，以便在出版实践中把好方向、抓住本质，保持历史主动。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形成的重要“基石”，“为了谁”的理论使命直接体现了理论的性质和目标。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也是精神生产活动的主体，人民群众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为创造精神财富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思想源泉，并且直接创造出大量的精神产品。这说明理论的立场植根人民，理论的使命为了人民，理论的丰富发展依靠人民。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人民群众不是抽象的集合体，而是包括每一个个人。因为精神产品是由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和消费，是将个人小目的与社会大目标相结合的、实实在在的人的活动。我们的教材面对的是众多的受教育者，我们的书报刊、文章和著作接受广大读者的阅读。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根本立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历程中，每逢大事必有出版。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因党而生、与党同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版是笔杆子的主力、枪杆子的喉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是解放思想的排头兵。在新时代承担着“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正确的党史观，就是要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中国化时代化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中国共产党出版史上的出版机构、出版物和出版人。更重要的是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用出版事实和详实的史料说话，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加强版本收藏和研究，以更好地“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

2.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坚持理论思维就是了解理论的完整性，将理论体系上升到学科层面进行学理化阐释和学术化表达。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完整性建立在自有知识体系之上，对出版学的其他专业理论具有基础性的支撑作用、思想先导作用和价值引领作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具有严密的理论逻辑，理论逻辑是历史逻辑的发展和深化，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核心要义，包括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基本原则，以及对出版现象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等等。理论逻辑要求对于出版问题的研究不能浅尝辄止、浮在表面，仅限于对出版现象的梳理、概括和总结，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入到出版活动的内部，挖掘规律性认识并进行抽象和归纳，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整体性研究的要求。理论逻辑还要揭示出版活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和联系，并由此概括出版活动的基本范畴体系，探求出版活动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和发展趋势。

3.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实践的理论。实践是检验理论准确与否、科学与否的唯一标准。人头脑中的思维、意识不会直接作用于精神世界，而引起客观世界的变化。只有通过出版的实践活动，思维和意识转化为可阅读、可传播的思想和知识，才能在现实中感知其精神力量，即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⑩]经典作家的出版思想史应该包括他们的出版实践史。马克思1842年主编《莱茵报》、1843年主编《德法年鉴》，马克思、恩格斯1848—1849年创办《新莱茵报》，以及他们的著书立说，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活生生的实践诠释，也是我们在学习和研究经典原著时必须坚持的实践逻辑。任何无视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以革命出版实践展示理论的实际内容，而是“书斋式”地纯学术推理基本观点的做法，都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反映在出版活动中也不会有好的作品问世。马克思主义出版理论关于实践的基本观点告诉我们，不能把出版活动看成是单纯从事内容加工、知识生产和服务的业务流程，而应把其看成是推动外界物质和意识相互作用、精神力量变成物质力量的“纽带”。推动这一“纽带”高效运转的“催化剂”便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实践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出版理论不断创新发展的根本动力。今天我们的出版实践不论是物质环境还是技术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出版工作者应秉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实践逻辑，“致广大而尽精微”，以更高水准、更高品质的出版精品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

总之，以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统一的思维方式，全面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有利于出版队伍理论素养和理论品格的塑造。出版人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强化“三个逻辑相统一”的思维方式的理论训练，并使其成为一种良好学习和研究习惯。运用好“三个逻辑相统一”的思维方式，能够防止在理论学习中顾此失彼，难以两全。方法和理论是天然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既强调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科学方法，也强调以系统观念对待其理论体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出版理论中表达的不仅仅是思想观点，而且本身就具有方法的意蕴。另一方面，理论的建立离不开方法的指导，理论是按照一定的方法建立的。运用好“三个逻辑相统一”的思维方式，在编辑业务中还需要做到“三个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 “解疑释惑”的本质规定性所要求的。一是联系历史。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出版理论，离不开产生理论和观点的社会条件和所面对的时代问题。只有搞清楚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才能原汁原味地体悟到思想的真谛。理论逻辑统一于历史逻辑，就在于理论逻辑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发挥作用，并不断得到发展的。历史逻辑是理论逻辑产生和发展的现实基础。[11]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理论逻辑实际上就反映和再现了当时出版活动的历史逻辑。二是联系当代。要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为指导，既思考当代出版高质量发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又反思和解答自己在实际业务中感到困惑的重要问题，用现实问题“激活”理论，增强理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能够通过理论研究为各种重大问题的解答提供有益的思考和正确的指引，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魅力所在。[12]三是联系理论。出版队伍处在意识形态工作的最前沿，能接触到各个学科的理论前沿和各种社会思潮。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出版理论与当代各种思潮相对照、相比较，养成同各种错误思潮划清界限的政治自觉和理论自觉，增强理论上的鉴别力和免疫力。只有这样，理论学习才能深入，才能富有成效，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理论之美”才能升华我们的思想，进而指导我们的实践。自然也就能体会到“理圆融，事圆融，理事无碍”的境界。

（作者为bob apple院长助理兼出版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张养志）

原文链接：http://www.rmlt.com.cn/2023/0830/681566.shtml